為赤裸人做的展覽
"On the exhibition for naked life"

徐文瑞（Manray Hsu）、瑪蘭•李西特（Maren Richter）

「赤裸人」（naked life, 或 bare life，或譯「裸命」），係指沒有受到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的生命狀態，但這生命並沒有因為這樣，而只是以孑然的生物性生命存在著，相反的，他依然無法脫離政治與法律的網絡，法律的力量仍然在他的身上發生作用。這樣的生命狀態，並非只是被法律排拒在外的少數人所面臨的特殊處境，而是生活在現代國家中的所有人所面對的一般狀況。

赤裸生命的概念，在二十世紀的政治討論中，受到許多思想家的關注，例如漢娜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在她的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一書中，剖析了無國籍難民的處境：被剝奪公民權和人權的赤裸狀態。近十多年來，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（Giorgio Agamben）更進一步以這個概念為核心，試圖重新界定現代主權國家的政治，以及當代人類所面臨的基本生存狀態。阿岡本區分人類生命的兩個面向︰自然生命（希臘文 Zoe）與政治生命（希臘文 Bio）。所謂的「赤裸人」就處在這兩種生命的分裂狀態中。他以羅馬法中 Homo Sacer（「牲徒」或「受譴咒的人」）的定義來說明赤裸人。Homo Sacer是因為犯罪而被法律所放逐的人，但這種人卻處在一種吊詭中︰一方面社會透過法律才將其加以放逐，剝奪其作為「公民」的一切權利，人人得而誅之，赤裸裸地活著，隨時可以受死。另一方面這個法律卻也為他賦予一種特殊身分認同，亦即Homo Sacer的另一個意義，「在聖域的人」，因而無法在儀式典禮中被拿來當作犧牲。因此，法律剝奪其政治意義後，赤裸人仍然活在法律的力量之下，對他而言，法律變成了純粹的暴力。用現代國家的理念來看，赤裸人就是被國家主權以例外狀態（the state of exception）或戒嚴（the state of emergency）之名，加以驅逐的人，他們雖然具有自然生命，但其生命卻隨著各項公權的剝奪，也喪失了政治意義。然而，他們和這個主權的關聯卻未中斷，隨時暴露在死亡的威脅下，必須想盡辦法逃離或欺瞞這個主權。在這個意義下，正如流亡與亡命之徒都知道的，他們的生命比任何人都還「政治」〈註1〉 。

阿岡本認為，在現代性中，最原始的政治關係是「驅逐」，因為國家主權擁有擱置法律並宣稱例外狀態的力量，主權站在法律之內，也站在法律之外，它站在排除與容納之間的無差別地帶。主權的最基本活動是製造「裸命」或「赤裸人」，使赤裸生命成為最根本的政治單元，也是區分自然與文化、生物生命與政治生命的臨界點。而今天，西方世界最基本的生命政治典範是納粹集中營或關達納摩拘留營的「營所」，而不是古代政治（politics）所根據的「城市」（polis）〈註2〉 。

阿岡本進一步透過二十世紀歷史的分析，指出現代國家的例外狀態，其實是一種常態，從納粹及各式各樣的極權統治，到911之後美國所實施的「愛國法案」和關達納摩拘留營，以及模範民主國家（如法國、德國、英國）所施行的臨時戒嚴，都顯示主權者藉由虛張聲勢的例外狀態，把政治逐漸轉變為行政統治的現象。在常態化的例外狀態中，當代公民的基本生存模式不是自由主義所設定的自主個人，而是納粹集中營裡的猶太人，或反恐拘留營中的穆斯林，一種赤裸狀態。

這種常態化的例外狀態最明顯而細膩的運作方式，可以從法國哲學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所謂的「生命-權力」（bio-power）或「生命-政治」（bio-politics）來瞭解。傅柯認為，現代主權國家對待人民的權力運作，不同於傳統以死亡威脅的主權機制；現代國家的「生命政治」強調生命的保護與維護，而非以死亡為威脅，因此著重在身體的管制，透過醫療、專家、資訊等，以確保健康、遺傳、家庭、血統、幸福人生等，從而開發優生學、公共安全、都市環境、公共衛生、國家種族主義等權力機制〈 註3〉。在阿岡本看來，生命政治中的死亡威脅與生命維護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，透過紀律與法律在特定國土內進行管制，並加以維護的秩序，必須配合著國境內的安全來加以保障，並掌控失序的狀態。阿岡本的例外狀態常態化之說，試圖指出現代國家的發展趨勢，是國土安全逐漸變成國家主權活動的最重要原則，而一旦安全變成了國家的主要任務，以及正當性的主要來源，國家就會變成一個非常脆弱的有機體，隨時可能受到恐怖主義的挑釁，而自己變成一種國家的恐怖主義，並容易訴諸例外狀態來避免失序的產生 〈 註4〉。

例如，十九世紀利用生理人類學所開發出來的身份辨識系統，主要是應用在罪犯身上，如今，卻傾向應用到所有公民，把全民置於常態的監控與懷疑之下。「政治的身體從而變成了罪犯的身體」。2004年阿岡本拒絕前往美國做一場演講，抗議美國以反恐為由，要求所有進入美國的外國<